从《燃烧》到《无声》:刘亚仁的弧光

时间:2020-12-11 18:37:36阅读:3114
◎董铭由高人气的刘亚仁主演,又是一个“欧巴&妹妹”的讨喜设定,注定这部《无声》会比其他处女作吸引更多的目光。然而,在影片表面的温情阳光和黑色幽默下,女导演并没有回避一个残酷的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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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董铭

由高人气的刘亚仁主演,又是一个“欧巴&妹妹”的讨喜设定,注定这部《无声》会比其他童贞作吸引更多的目光。然而,在影片表面的温情阳光和黑色诙谐下,女导演并没有躲避一个残酷的现实: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残疾人,哪怕萌发出一点点向善的心,也很难被冰冷的社会原则所接纳,更况且,他还有个“收尸人”的暗身份。

在韩国年青一代的演员中,刘亚仁是出类拔萃的。他能够对角色的表情和动作做到正确掌握,略显板滞的目光,微张的厚嘴唇,流露出特殊状态下的心理活动。《无声》里的哑吧青年,显然比几个月前《活着》里的宅男更应战演技,纵然不及在李沧东的《燃烧》里那么具有喻示性,也一样拥有社会阐明价值。

不会说话、肥胖邋遢、脑子看上去也不灵光的泰仁,注定在现实世界中处于社会底层,这从他和妹妹栖身的破板房便可看出,这个常日里卖卖鸡蛋的青年“没有未来”。而正是这种离群索居、没有社会身份的边缘人,才更有可能私下去给黑帮“干脏活儿”,不需要获得甚么尊敬,对处置尸身这种工作也早已麻木,和杀鸡宰鸭也没啥区分。在法律层面,泰仁和养大他的大哥昌福是在掩耳盗铃,帮人“收尸”当然也是犯罪,更别说涉嫌绑票和拘禁未成年少女了;而在道德层面,这两个残疾人并没有完整泯灭人道,还是有着普通人最根基的良善,他们会好心肠给老奶奶送鸡蛋,也会尽心照顾女孩楚熙,甚至在埋尸的朝向、诵读经文等细节上,表现出心里仍抱有赎罪的歉意,这也为后来的解救和送回埋下了伏笔。

在许多黑帮类型片中,这种底层小角色身上,多有此类残忍与怯懦的矛盾组合,尤其是那些身份低微的杂兵,点头弯腰唯唯诺诺。干了太多沾血的活儿,最后自己也死得蹊跷,这种哑然发笑的荒诞感,本来就是他们“日常暴力”的宿命。

角色命运的难以预测,也造诣了黑色诙谐。这在昆丁·塔伦蒂诺、北野武等名导的作品中时常出现,女导演洪义正用起来也是驾轻就熟。别看大哥昌福在小弟面前一副“社会人”的派头,真要去干杀人放火肯定不可,绑票勒索也搞不清楚流程,取个赎金都提心吊胆,最后活活把自己吓死……

影片对于黑帮的立场也是调侃式的,头几天还气势的室长,再登场时自己就被挂在了那儿,这也算是韩国同类贸易片的古代;可是对于本地犯罪组织的“常态化”,却有一种使人“毛骨悚然”的冰冷感——诱拐未成年人在这个国度已是条成熟的家当链,那些外表普通、和善的大叔大妈,其实都是娴熟的拐匪和人贩,假如从父母那里拿不到赎金就会把孩子卖掉。谁会想到街边开过的一辆普普通通的幼儿园校车,塞满的是被灌下迷魂药的失落孩子,留下的是几多个破碎家庭的恶梦。

11岁的楚熙就是这样被诱拐、被贩卖的,也许是女导演出于自己的善意,片中没有出现这类女孩在被拐过程当中可能遭遇的暴力和性侵威逼,唯逐一次遇见的“坏蜀黍”居然还是“警察叔叔”。而泰仁和昌福,一个哑吧、一个瘸子,正由于并非自动介入绑票,又由于“营业不熟练”而耽搁了下来,这才鬼使神差地营造出了一段“姑且家庭”式的共处时光,其乐融融,温馨舒服,简直能够改名为“收尸人的炎天”。

在相对封锁的环境里,罪犯和受害者的角色身份悄然转变,又由于有一个缺乏照顾的小妹存在,早熟的楚熙从一心想逃掉的人质,逐渐酿成了收拾房子、照顾孩子的“妈妈”。女导演对生活场景描绘得云云细腻,洗衣服等细节满是温馨,泰仁回到了一个清洁、整洁的家中,桌上还有可口的饭菜在等着他,人物从一种被动、木讷的状态中逐渐释放,虽然无法用语言表达,但眼神中多了温情和欢快,动作也不再那么粗鲁,自行车后座的绑绳自然也越来越松了。

在《燃烧》里的刘亚仁,就已然展示出了这种“觉醒”中的人物弧光了,而在这部《无声》里,他有着更使人同情的遭遇和行为。对于楚熙,他其实在心里深处曾经有了依靠感,但身为哑吧又难以表达,以是需要“送人-抢回”那场高潮戏来释放。

饰演楚熙的小演员也颇有灵气,对于这个身世于重男轻女家庭的女孩设定抓得很到位,常日里如兔子般乖巧懂事,啥都看在眼中,不应说的不说,知道自己身小体弱,暴力反抗无效,反而会受伤,还不如帮着打理日常生计,积累感情上的信赖,环节时刻才能化作打动欧巴的气力。哑吧追车那场戏处置得很爽利,滑稽的动作编排算是韩国类型片的保存曲目,导演不只是在调度和节奏上把控娴熟,更在剧情发展上赋予了重要的感化——跳出之前营造出的温情化、浪漫化的“收尸人的炎天”假象,把观众和角色都拉回到现实中,而更环节的是,楚熙的眼神变了。

假如说从“不逃”到“逃”,是楚熙在真正感应绝望后的自救的话,那她最后对老师说的那句话,就是对这几日“田园度假”生活的彻底甩掉。没错,这个傻乎乎的哑吧欧巴的确不算“好人”,那个脏兮兮的小妹妹也真是不幸,但这并不可改变自己被绑票的事实,那时的依靠温柔从,可是是人类在特殊环境下自发的“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”罢了,当有机会回到自己的世界时,那个住在破板房里的男人就简化成了“诱拐犯”。假如再往人道深处猜想,楚熙的乖巧和体贴,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“表演”,原以为哄过这哑吧几天,就能等到赎金回家,可这种假装终究抵可是人贩子的贪婪。

应当说,导演设计这样一个冰冷的结局,是有其严厉意思的,对于绑票、拐卖儿童这种恶劣的有组织犯罪,利用了太多的黑色诙谐手段,反而会冲淡题材的社会警示性,最后有需要拉回到现实层面。对于刘亚仁饰演的泰仁来说,虽然他最后有“脱去黑西服”这样一个明显具有“洗心革面”寄意的动作,预示着他在社会层面的发展,渴望真实的自我救赎,但这并不算是开放式的结局。毕竟,苏醒后的女警肯定能守株待兔,而楚熙甩开他的手,说出那句绝情的话,才是对他最残酷的责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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